“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正是有着史官们的“秉笔直书”，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巨著中领略先哲们的智慧结晶，即，“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是孔子的至交好友，孔子言与其同耻；他是公认的“君子”，是司马迁尊崇的文史巨匠；他是公认的中国史学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他正是左丘明。

一、父死子继，世代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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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这一群体，早在夏朝时便存在了，夏桀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奔到商朝，商朝君主商汤高兴地说：“守法之臣，自归于商”。夏商周时，史官的地位很高，分工和职责也细致明确，有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大史”；掌书王命、出使诸侯的内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的外史等等。

左丘明走上修史这条路，离不开先辈的熏陶，左丘明的祖先世代出任楚国的左史官，祖父倚相是楚国鼎鼎有名的“良史”，他不仅通晓楚国历史，还常以史谏楚王，为楚人讲解疑难，有“此楚国之宝”的美誉。后来倚相带着家眷族人从楚国来到鲁国，他的儿子成，也就是左丘明的父亲，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再后来，左丘明继承父亲的职位，成为鲁国史官。

左丘明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撰写了《左氏春秋》，这部鸿篇巨制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相传，为了准确撰述历史，左丘明与好友孔子一同前往周王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二人感悟颇深，于是孔子先写出了“微言大义”的《春秋》，左丘明则写成了规模空前的《左传》。

二、圣人之友，选贤举能

左丘明是孔子志同道合的朋友，二人的很多理念都高度契合，比如他们都对“礼”和“义”颇为重视，左丘明认为：“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孔子也主张“克己复礼”““君子喻于义”。当然，两人的思想同样存在差异性，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好友，左丘明是孔子摄鲁相事的引路人，孔子视其为君子。

鲁庄公继任国君之位后，按照制度封三个弟弟为卿，此后鲁国公室倾颓，反倒是这三个卿族做大做强，由于三家皆出自鲁桓公之后，所以被人们称为“三桓”，鲁国国政渐渐由三桓把持，鲁国国君不是不想夺回权力，但根本不是“三桓”的对手。

直到鲁定公听说了孔子关于“君君臣臣”的理念后，他燃起了抗争的雄心，但苦于不知道如何让“三桓”准许孔子为官，于是向左丘明问策。“三桓”肯定不会坐视鲁定公扶持孔子和自己打擂台，所以左丘明建议鲁定公直接绕过他们任命孔子，这也是孔子唯一一次得以宰执一国。

三、吾道穷矣，潜心著述

当时，孔子为鲁国干成一件大事——与齐国达成夹谷会盟，不仅为两国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也帮助鲁国收回了汶阳、龟阴等土地。对外取得大功，孔子着手对“三桓”开刀，他以鲁定公的名义策划了“隳三都”的行动，通过毁掉三家苦心经营的都城，削弱“三桓”势力，以求加强鲁君的权力。

虽然有着国君的支持、好友的助力，但“三桓”的势力还是太强了，孔子仅仅执政三个月就倒台，迫不得已周游列国。而与孔子同样高龄的左丘明就没这么好的身体了，因为患有眼疾，加上政敌的排挤，左丘明只得辞官还乡。

可惜的是，随着两人接连退出鲁国政坛，鲁国逐渐衰败，“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而更让孔子绝望的是，当他重返故土时，自己依然没有受到重用，而且鲁哀公西巡猎获麒麟，让孔子自感时无多日，“麟出而死，吾道穷也”，遂封笔《春秋》，并在不久后去世。

好友的逝世对左丘明也是个极大的打击，也使得他不再像年轻的自己那样积极参政议政，但归隐后，强烈的史官责任感还是让他继续从事着编撰工作，并最终完成了《左传》《国语》的纂修。春秋以后，左丘明一直备受尊崇，他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后世皇帝也对他多有追封。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如孔子所言，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他不仅是一名秉笔直书的史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书财富，而且还是同时代中孔子坚定的支持者，他是孔子的楷模榜样，也是他为孔子谋求到宰执一国的机会，君子之交，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