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沈括，人们就会想到他的《梦溪笔谈》，这部全面记述了北宋时期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著作，是一部百科全书，而沈括其人，被《宋史》誉为“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神奇的是，他还是谈及石油的世界第一人，在《梦溪笔谈》中写到：“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还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有人开玩笑说，沈括大致相当于宋朝的牛顿加爱迪生加诺贝尔加伽利略，想象一下，沈括是一个多么恐怖、多么牛叉的人物啊。可以说，沈括是个科学天才，在中国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上都有很有名，李约瑟曾称其为“中国科技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圣经》上说：“当上帝打开一扇窗，一定会为你关上一扇门。”沈括的科技水平很高，但他的人品实在不咋地，整过王安石，关键时候给苏轼下过绊子，后来走投无路又投靠苏轼，可以说，这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据说十四岁的时候就读完了家里的藏书，后来随父亲沈周宦游各地，接触社会，增长见识，年青时就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强烈兴趣和敏锐观察力，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父亲去世，二十一岁的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主簿。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十三岁的他进士及第，但排名靠后，以例守选，也就是等缺。第二年被授予扬州司理参军，负责刑狱，开始了其官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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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沈括和王安石还沾亲带故。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六岁的王安石任淮南节度判官期满回京，恰好遇到了跟随在京任职父亲的沈括。六年之后，沈括的父亲沈周病逝，沈括与其兄由杭州奔赴舒州，求王安石为其父作墓名志。这一年前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娶了谢绛的女儿，而谢绛的母亲是沈周夫人的姐姐，也就是沈括的大姨妈。论起辈分来，比沈括大十岁的王安石，要叫沈括表叔。

常言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了大刀阔斧激进的改革。作为王安石八竿子够得着的表叔，沈括起初不遗余力的为新法擂鼓助威、奋力疾呼。据说，在王安石“新党”的花名册中排名第十五位。有表叔的助力，王安石的变法起初顺风顺水，当然，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王安石投桃报李的礼数还是很懂的，熙宁六年（公元1073），在王安石的推荐下，沈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奉命前往浙东、浙西监督视察水利，回来后在朝廷盛赞王安石新法之好，深受王安石的器重。

而苏轼就不一样，就在王安石竭力推行新法的时候，他经过调查研究，感觉新法有些地方推行的有些过了，比如，王安石建议兴建学校，取消诗词的考试，改考经义论策等对治世比较有用科目。但是苏轼却完全反对，他觉得科举制度没有必要变，他觉得人才的选用是在于皇帝的识人的本事，和用什么办法是检验没有太大的关系。再比如，苏轼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雇役法》，只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会引发百姓的哀怨。苏轼还在神宗皇帝面前指责王安石“怀诈其术，以欺其君”，说如果再推行新法就要亡国了，“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可以说，两个人的政治观点针锋相对。

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请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被神宗皇帝派到杭州检查农业水利建设。沈括到了杭州，除了履行职务查访农业水利及新法的实施情况，还拜访了苏轼。俩人以前在翰林院共过事，那个时候，都是年轻人，都志得意满，意气风发，都想着为朝廷出力，俩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切磋诗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在杭州，老友见面，非常欢喜，一起回忆起以前在翰林院的趣事，喝酒品茗，相谈甚欢，临行前，沈括向苏轼讨要诗文，苏轼也没有多想，就把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几首诗词抄录了一份，送给了沈括。

沈括回到京城，充分运用他科学家对自然现象刻苦钻研的精神，把苏轼送给他的几首诗词仔细研究了一番，终于，研究出了“成果”，苏轼的很多诗文中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比如在《山村五绝》中，苏轼写到：“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竹篱茅屋、山花烂漫，可整个村中只有一缕孤烟，这也能叫“太平无象”？再比如在《吴中田妇叹》中写到：“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意思是眼睁睁看着金黄色的稻穗泡在泥地里，心里好比刀儿在割阵阵的疼。眼睛哭干泪哭尽，老天爷还是下雨不肯停。几个月来搭个茅棚棚田埂上睡，天转晴赶紧收谷用车儿运回。这不是在用老天爷下连阴雨来诅咒新法么？再比如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写到“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二臣子莫过如此！……这样的寻章摘句，指鹿为马，沈括找了很多。

找到苏轼这些诋毁新法的“证据”后，沈括如获至宝，对这些诗词加以详细的“注释”后，送给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等人，说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的居心叵测，如何的恶意诽谤新政，如何的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可他没料到，王安石对他的邀功之举根本不予理睬。王安石经过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是小人。”神宗皇帝也没有理睬他。沈括自讨无趣，只好作罢。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继续担任知州。到任后，依据宋朝官员迁徙的惯例，他给皇帝上了道奏折《湖州谢上表》，无非是尽管过去自己并无太多的政绩，但是感谢皇恩浩荡，仍然以此美缺相赐。这本是篇依例的应景文章，然而，生性执拗的苏轼却在这篇谢恩表中不合时宜的发了几句牢骚，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几句牢骚，却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是这几句，彻底惹恼了变法派。原来，在那个时候“新进”一词是有特殊含义的，主要指的是追随王安石变法而得到突然升迁的那些无能后辈。这下子苏轼的麻烦来了，一群官员马上站了出来在神宗面前弹劾他，对他进行“群殴”，既有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御史中丞李定等王安石的铁杆，也少不了沈括这样的见风使舵者。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整倒一个人，罗列罪名还不容易？舒亶、李宜之等人挖空心思，从苏轼的诗集中找了一百多首，肆意歪曲，罗织成罪。比如苏轼在《山中五绝》中写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需中。”他们说这是在污蔑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攻击盐业法；在比如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写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取斥卤变桑田。”他们说这是在反对水利法……太多太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苏轼还很不在意，并且还跟周围的人开玩笑说：“今后不愁我的诗皇上看不到了。”然而，随着弹劾他的人越来越多，事态的发展日趋严重，这时苏轼有点害怕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苏轼还是被下了大狱，被通宵达旦的刑讯逼供。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交给狱卒，托其转交给弟弟苏辙。其中写道：“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活脱脱的是生死别离啊。

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大概是变法派做的有些太过火了，宋神宗有些将信将疑，加上苏轼为官多年，在朝廷里也有一些朋友，这些人写信给皇帝，说他是“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处理。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看不下去了，对神宗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那么“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在众人的劝说下，神宗皇帝赦免了苏轼，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其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几年之后，风水轮流转，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王安石被罢相，变法失败。沈括立即见风使舵，宣布与王安石划清界限，立马诋毁新法。沈括向新宰相吴充上书，历数了王安石变法的很多弊端。吴充也是很看不起沈括为人的，他转身就把沈括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神宗皇帝。神宗一看，沈括这人怎么这样两面三刀，朝秦暮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做人哪能这样啊？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去了。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沈括举家搬迁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此时，苏轼任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府。沈括没事的时候还经常跑到杭州与苏轼叙旧，苏轼的心胸比较豁达，也没有太计较，两人依然把酒品茗，谈笑风生。或许，已经五十四岁的苏轼已经把世事看开了，“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而俩人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往事如烟，这段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故事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做人还是要正直一点，不能两面三刀，更不能落井下石。否则，就会像沈括一样，尽管把王安石、苏轼两位大佬玩的滴溜溜转，但结局也不好。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骄蛮凶悍，经常殴打他，又一次把沈括的胡须连皮带肉扯将下来，后来，张氏去世，沈括却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一次乘船过扬子江，竟欲投水，幸好被旁人阻拦。不久之后，沈括因病离开人世。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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